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华夏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沃土，它为中国故事提供了精神内涵。

导语：

　　一：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华夏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沃土，它为中国故事提供了精神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2014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提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其所蕴含的中国故事精彩绝伦，其所彰显的中国精神熠熠生辉。在第二届陶瓷与文化论坛暨讲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把中国陶瓷上的中国故事归纳为三类。一是图像叙事。比如温州大学王小盾教授讲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的撒种故事;景德镇陶瓷大学李砚祖教授讲述的儿童与侍女、文人与高士、神话与仙人、农耕与渔乐在陶瓷上的叙事故事。二是器物叙事。比如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讲述的陶瓷上的音乐历史变迁故事;江西师范大学曹柯平教授讲述的瓷与茶的故事。三是社会与文化学阐释。比如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讲述的瓷器上反映的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故事。当然，这一归类划分不一定能够概括其全部，但足以说明陶瓷上的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文本。这些故事，时时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处处散发着中国文化的气息——儒家文化的积极乐观、道家文化的深刻睿智、佛家文化的大彻大悟，在陶瓷故事中构筑起属于中国文化的人文景观。

　　(摘编自练崇潮《传统陶瓷器物的民族文化基因及其当代价值》)

　　二：

　　民间陶工在瓷器上讲故事，与文人士大夫在宣纸上讲故事的心境是不同的，如李惠芳所说: “民众的创作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民众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并不把它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民众的文艺审美活动有着自发的倾向，没有任何审美的自我强迫，它坦白、快活、自由，一任自然。”这样的心境表现在陶瓷图像风格上，可用野趣来形容。

　　野趣是相对于“雅趣”而言的，即不受文人士大夫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创作理念和美学规范的制约，自然质朴，粗野奔放，追求快乐美学、游戏美学，展现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比如《西厢记》故事中“游殿惊艳”一节，陶工将故事的主角从张生和莺莺变成法聪和红娘。红娘机智勇敢，热血心肠，敢于挑战权威和世俗观念，身上有股“野气”，比莺莺这个闺阁小姐更让普通民众觉得亲近和喜爱。再如“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陶工的手下变得滑稽可爱：他身着艳丽的衣服，将花盆里的菊花采来戴在头上，手舞足蹈。为了表现他这一行为的怪诞有趣，陶工还特意在他旁边画了一个眼神里满是惊讶好奇的小童。这位陶工对《饮酒》诗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 陶渊明之态不是“悠然”，而是飘飘然。他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方式理解陶渊明热爱自然、闲逸自在的情怀，与文人士大夫不同。

　　野趣是相对于“俗趣”而言的，即不合常规，离经叛道，但不庸俗、不低俗，体现的是人之本心与真性，比如陶瓷图像所塑造的一些叛逆的女性形象，最早的应数磁州窑生产的宋三彩柳阴读书枕上的那位女性了。她优雅地半卧榻上，身着薄纱，裸露着修长纤细的手臂，慵懒地看着书。这一图像以如此大胆的构图表现宋时女子读书情景，彰显了民间审美的野趣。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掷果盈车”的故事，但只说妇人们在洛阳道上围观潘岳，没有具体说是站在道上什么位置、以什么方式围观，这给后来的绘图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明代的一个铜镜上，潘岳出行的队伍阵势很大，但城楼上观看的只有一个女子。她低头拱手地朝下观望，安静斯文。到了清康熙瓷器上则大不一样了，一个女子变成了一群女子，安静斯文变成了欢呼雀跃。“掷果盈车”故事的思想内涵，从魏晋风流变成了大众娱乐，从而在陶瓷、木刻版画、象牙雕等上面广泛传播，尤其是陶瓷。由此可见，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只有不断吸收时代的元素，不断被改写重述，才能保持在历史长河中持久前行的动力，并最终成为一种叙事传统。这恰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说的，我们逃不出传统的掌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是一成不变的、外在于我们的，传统其实会随着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时间的链条上表现出连续性，“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