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丁玲

导语：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丁玲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引起了也频更加浓厚的政治兴趣。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十一月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我疯了似的又跑回了家。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第二天沈从文来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线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

　　十号下午，看守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寄出来给我。他既不会投降，他估计总得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